法院审理公司案件的裁判思路与规则（二）

24.【附生效条件视为成就的例外情形】

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在某一交易环节或交易步骤中需双方共同协作才能完成的，例如约定双方应共同核定目标公司在股权转让之前的债权债务以便确定最后的股权转让总价，这类约定属于附生效条件的条款。这类约定的特殊性在于，即使一方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也由于共同协作的成果难以拟制，而不宜直接认定为所附条件已成就，应当依据违反诚信原则追究该方当事人的违约责任。

五、有限责任公司的增资

25.【完成增资的必备前提】

公司完成增资扩股的必备前提是相关当事人之间存在增资合意的事实：一是公司或者股东具有增资意愿以及接纳或认可新股东身份的意思；二是投资人具有投资入股或认购股份的意思。只有当事人之间的表意、行为或相关事件能够体现出这两方面的表意事实，才算完成了公司增资的必备前提；反之，即使当事人与公司之间存在支付相关款项、交付转移财产、变更名册或工商登记等行为，若没有以明示或默示等方式体现这两项表意事实，则不应当认定当事人的新股东资格。

26.【完成增资的判断方法】

在当事人具备增资合意事实的情况下，法律并未具体规定完成增资及新股东身份生效的时间点。公司增资并吸纳新股东通常表现出三个阶段：一是公司与投资人之间订立投资入股协议或股权认购协议；二是投资人向公司依法缴纳出资或股款，或交付、移转非货币财产；三是公司为投资人依法完成吸纳、认可新股东的法定程序。这些阶段中的法定程序具体包括：公司就增资事项通过代表2/3以上表决权或出席会议所持表决权2/3以上的股东会决议；向新股东出具出资证明书并修改公司股东名册；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等等。单一的看，这些法定程序并非每一个都是增资并吸纳新股东的必备要件，但都是公司股东重要事项的实质变更，应结合这些程序或手续的办理情况与认缴或实缴情况，综合判定公司是否在整体上完成增资效果。

27.【完成增资的通常方式】

公司增资在实践中可能体现为四种完成方式：

（1）先由公司股东会作出对外增资的决议，公司再依此与具体的投资人订立投资入股协议或股权认购协议，随后双方依约履行认缴或实缴出资、出具出资证明书、修改股东名册以及办理变更登记等义务；

（2）投资人与公司先订立投资入股协议或投资意向书，公司股东会就该增资事项作出决议，随后双方依约认缴或实缴出资，并继续完成余下法定变更程序；

（3）控股股东或大股东代表公司与投资人订立投资入股协议后，该投资人即开始认缴或实缴出资，公司也随后履行增资的法定变更程序，但公司从未就增资事项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

（4）投资人既未与公司订立投资入股协议或相关意向书，该公司也从未就增资事项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但投资人与公司之间又存在支付与接受款项、交付与转移财产、变更名册或工商登记等符合增资程序的行为。

就（1）（2）类方式而言，投资人与公司股东会的表意事实可能互有先后地完成，就此应以在后发生的表意事实作为起始点，进而结合关于增资的履行行为或法定程序完成情况，具体判定投资人获得股权即股东身份的时间点。

就（3）（4）类方式而言，涉及对当事人默示表意的判断，公司、股东以及投资人可能在相关增资变更程序或公司内部治理过程中，体现出投资人意在出资入股、公司意在接纳新股东的客观表象，人民法院须就此结合相关事实综合认定。例如，公司股东会就公司章程的股东变动事项予以审议表决、投资人在支付款项时明确表达出资入股的用途、投资人开始参与公司股东会决议并依据相关股权比例行使共益权、公司开始依据投资人的相关股权比例对其分配股利，等等。总之，应在这类个案中找出体现默示表意的关键事实，进而结合相关履行行为来判定完成增资的时间点。

28.【向公司投资行为的实质性判断】

股东或投资人直接向公司投资或向公司名下的项目投资，但又未经法定增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在认定该行为是否属于增资时，应注意以下参考要点：

（1）资金是否进入公司账下或财产是否转为公司名下，资金是否不记为公司负债，新增资金所投入的项目是否明显形成目标公司的新增财产外观，该项目是否以公司名义对外经营联系；

（2）新增投资的股东或投资人在事实上是否依新增的投资额及新的股比结构行使共益权或自益权；

（3）股东之间、投资人之间或股东会是否对新增投资的用途、性质、收益方式、风险承担等作出过协议、表态或决议。

当个案中越多地符合以上情形时，就越可以认定该股东或投资人已实际上完成对公司的增资，股东或投资人不能像收回借款那样直接从公司取出相应资产，若股东或投资人要收回相应投资就必须完成减资程序，否则可能构成抽逃出资。

当个案中较少符合以上情形并据此无法认定付款人对公司增资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释明引导当事人依据借款关系或合伙关系诉请相关权利。

六、隐名出资（代持股）的适用规则

29.【隐名出资关系的定性及其理由】

关于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关系定性问题，在理论和实务上的提法或定义大致有两种：即“隐名出资”关系或“代持股”关系，两者分别倾向于“形式要件说”与“实质要件说”，根本区别是：前者坚持主要以合同关系来定性隐名出资，认可的是名义股东的股东资格；后者则认可隐名股东才是真正的股权所有者且否定名义代持人的股东资格。

原则上应当坚持“形式要件说”与合同关系的定性。原因在于：

（1）两种定义在实体结论上并无根本冲突。“代持股”的定义主要针对的是公司或其他股东知悉代持情况的案例或情形，且所涉纠纷主要涉及公司内部关系，而在这些情形中“隐名出资”定义下的相关形式要件也可以弱化，其实无论采取哪种定义，实体结论上就是要承认隐名出资关系或代持股关系在公司内部治理中的实质效力，且登记显名的外观不具有对内的对抗效力。

（2）承认隐名人具有实质股东资格，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出资人的真实意图。所谓间接出资，就是打算排除自己的股东资格，这既可能旨在合理避开行政管制对某类公司的股东身份的特殊要求，也可能是基于特定的投资目的或经营安排。总之，实际出资人可能本来就打算利用与显名人的私下关系来实现特定的投资安排，其本身也完全能够预见此种投资模式的风险，故坚持主要以合同关系来定性隐名出资，不仅是合同相对性原理的自然体现，同时也符合市场交易规律，反之还存在司法过度干预之嫌。

（3）“实质要件说”实际上混淆了出资法律关系与一般合同关系，弊大于利。基于实际出资人的委托，名义股东与公司及其他股东所形成的公司法上的出资法律关系，与一般的合同关系所不同，不宜简单类比适用代理规则，否则即使仅在公司内部承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这种股东资格的不确定性也极易泛化，这将严重削弱股东集体表意或公司法人意志的安定性，同时破坏公司内部运行机制与治理模式的稳定性。

（4）隐名出资模式的现实样态较为多样，“代持股”的定义所着眼的案件类型仅为其中一种，即公司内部知悉的情形，该定义在其他情形或类型中可能形成不公平、不合情理的裁判结论；而“隐名出资”的定义不仅能解释公司内部知悉的类型，还可以涵盖公司或股东不知悉的情形，进而构建更为自洽、协调的规则体系。

30.【隐名出资的一般性规则】

（1）合同效力问题。隐名出资合同（也可称为代持股协议）的当事人为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双方约定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但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承担投资风险。该合同为非要式合同，不以具备特定书面形式为要件。该合同生效不以获得其他股东之同意为条件；即使公司章程或股东内部协议禁止股东为公司外第三人持股，也只导致名义股东对公司或其他股东承担相应责任，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间的合同效力仍可不受影响。

（2）股东资格问题。名义上的出资人实质上具有股东资格，其在公司中享有股东权益并承担股东义务与责任，其原则上不得以隐名出资关系对抗公司、其他股东及债权人向其主张相关股东义务与责任；而实际出资人实质上并非公司股东，其不享有公司股东权利，原则上不得凭借隐名出资关系直接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其仅有权依据隐名出资合同或代持股协议向名义股东主张合同权利。

（3）公司治理问题。在公司内部治理中原则上只能由名义股东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实际出资人直接以自己名义在股东会决议等公司文件上签名的，可能会导致该公司文件的效力存在瑕疵。

（4）出资义务问题。实际出资人原则上应先将所出资财产转让给名义股东，再由名义股东转让给公司。实际出资人可以以第三人的身份代为履行，其以名义股东缴纳出资的名义直接向公司转让相应财产权利的，履行出资的效果可归于名义股东；但出资财产存在瑕疵而导致出资不足或不实的，仍应由名义股东直接承担补足义务。

（5）知情权问题。实际出资人不具备股东资格，表面上无权依据《公司法》第33条直接向公司主张查阅权与复制权；同理，行使了知情权的名义股东也不得直接将获取的公司内部信息转达给实际出资人。但至少在以下两种情况中，名义股东可向实际出资人转交查阅与复制结果：一是公司或其他股东多数同意的情况下，即公司形成法人意志，同意向特定第三人披露相关公司信息；二是隐名出资的投资模式已经为全体股东所知晓或认可，甚至实际出资人一直以登记股东的名义实际参与着公司经营管理。

（6）“隐转显”之问题。隐名出资法律关系并不当然包含实际出资人是否有权或如何成为显名股东的内容，隐名出资合同终止后并非意味着实际出资人当然地获得股东资格。实际出资人想要成为显名股东或真正的股东，实质上是要形成新的股权转让关系，即由名义股东将其股权转让给实际出资人。具体有两类情形：

①若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隐名出资关系解除时名义股东应将股权转给实际出资人，则可视为双方已达成股权转让合意；其中，若实际出资人并非公司股东的，“隐转显”本质上属于股权的外部转让，故应取得其他股东的半数同意（《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3款），若实际出资人本身也是该公司股东的，则“隐转显”属于股权的内部转让，无须取得其他股东同意。

②若当事人在隐名出资合同中没有约定关系解除时应如何处理名义股东的股权，双方在解除关系后也未就此达成补充协议的，原则上实际出资人不得直接以其隐名出资合同权利向名义股东或公司请求变更股权，名义股东仅向实际出资人承担隐名出资合同中的补偿或赔偿责任；但根据隐名关系存续中的相关约定或行为能够推定双方存在隐转显合意的除外。

（7）名义股东对股权的处分问题。名义股东处分股权的行为属于有权处分。人民法院在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25条时，不应直接引用物权善意取得的相关法条，而应当注意考察第三人的善意情况，若属于名义股东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利用出让、质押或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害实际出资人利益的，可依据《民法典》第154条认定名义股东处分股权行为无效。

31.【隐转显的要件辨析】

股权转让分为对内转让与对外转让，《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3款关于“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实质上属于外部转让规则。若某一股东作为另一股东所持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其要自己成为该份股权的显名股东，应适用《公司法》第71条第1款关于股权内部转让规则的规定，而无须经其他股东同意，无须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3款。

32.【内部公开型隐名出资规则】

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的关系已为公司及其他股东所熟知与认可的，应在不否认名义股东的股东资格的前提下，就相关公司内部规则进行一定调整：

（1）在公司内部治理中，要求实际出资人获得名义股东授权并以名义股东名义行动的规则应适当放宽，实际出资人参与股东会并行使股权的形式手续无须严苛，特别是纠纷仅涉及公司内部关系的，应尽可能以股权权益的实质归属来认可实际出资人直接参与公司内部治理的行为。

（2）就出资义务而言，实际出资人可以直接向公司转让相应的财产权利，履行完成的效力可归于名义股东；出资财产存在瑕疵而导致出资不足或不实的，公司或其他股东可直接向实际出资人主张权利。

（3）名义股东可以将行使知情权的结果直接向实际出资人转交或报告，而无须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同意；反之，若公司或高管允许该实际出资人直接就相关资料或账册进行查阅复制的，人民法院也不应机械认定实际出资人因不具有股东知情权或公司高管因渎职行为而损害了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

（4）实际出资人 “隐转显”的过程可以简化，特别是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晓的，就此可以不再专门取得其他股东多数同意，也无须由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当实际出资人通过隐名出资关系的终止而将合同权益转为股东资格时，可推定其他股东在“隐转显”的过程中放弃其优先购买权。即使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不存在关于显名化或隐转显的书面协议，个案中仍可鉴于双方在公司内部的实际关系、地位、态度以及默示行为等情形，认定双方之间事实上存在显名化或隐转显的合意约定，实际出资人有权诉请显名并变更登记。

（5）当公司直接向实际出资人给付相关利益时，名义股东不得以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文件材料所登记、置备或公示的外观来对抗公司或否定公司行为。人民法院可以依据隐名出资合同或代持股协议在公司内部的实质效力，视情以隐名出资关系限制名义股东的权利行使。

（6）以上规则在适用时还应注意适用范围，例如发起股东与后加入股东的认知情况与态度可能存在差别，故名义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部分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注意区分对待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的其他股东。

33.【实质股东型隐名出资】

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等非公司制企业改制为公司时，由于公司制度对于股东人数的限制，采取了公司高管、主管或职工持股会等主体代原企业职工持股的治理模式。对此，虽然广大职工隐名于公司章程与工商登记，但这种情形一般为社会所知悉，故处于隐名的企业职工应认定为“实质股东”，即真正地、直接地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原则上不适用上述隐名出资关系的一般规则。

这类公司的章程或内部规约往往会对股东共益权或自益权的行使与实现予以一定限制或特别规定，这类规定在公司内部具有法律约束力，故企业职工应当依据相关公司章程或内部规约行使其权利，其直接以其股东资格请求人民法院依据一般公司法规定判令公司为其显名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七、董事高管违反勤勉义务的责任

34.【责任主体的范围及实质判断标准】

勤勉义务的法定主体限于：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以及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公司法》第216条）。

但任何实际上享有或行使董事高管职权的人员，都可以属于勤勉义务的责任主体。具体有两类情形：

（1）名义不适格但实质适格。例如，名为公司部门经理（负责人）或办公室主任（负责人），但实际上享有总经理或副经理的职位或职权。

（2）不显名的实质适格。例如股东、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未在公司中显名任职，但在公司经营中却实际享有管控与决策权，他们实质上行使了公司董事高管的职权，因为股权本身并无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能，故不应简单依据《公司法》第20条来判断其是否滥用股东权利而承担相关责任，而是应当以公司法及章程关于董事高管的忠实与勤勉义务作为判断标准。

35.【合谋主体的排除】

董事高管可能并非独自完成侵害行为，其可能与《公司法》第147、216条所列明的勤勉义务法定主体之外的人员主观合谋或行动上一致配合，对此应结合侵害方式区分对待：

（1）董事高管不忠于公司最佳利益、利用职权之便直接侵害公司利益，该种行为本质上属于故意侵权，与一般侵权行为无异，董事高管与其他人员进行主观合谋或行动上一致配合的，两者可以构成《民法典》第1168条规定的共同侵权行为。

（2）董事高管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勤勉义务，造成公司利益受损，对于参与合谋或协助的其他人员，例如公司其他一般职员、股东或公司外第三人等，他们既不享有公司决定性管控权，也不受勤勉义务的规制或督促，故不应与董事高管共同承担违反勤勉义务责任。就其行为可另行评价，法院应依其过错及因果关系等要件判断其是否承担一般侵权责任。

36.【侵害行为的特定性】

董事高管人员违反勤勉义务侵害公司利益的方式具有特定性，正是由于他们拥有超出其他人员的对公司各项事务的决定性管控权，故特定的侵害方式体现在董事高管人员实际运用该决定性管控权侵害公司合法利益。

37.【勤勉义务的基本依据】

勤勉义务的具体内容原则上应限于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职责职权，但人民法院在适用相关职责规范时，可通过解释与类推方法适当地扩展、细化，并适当加入对行为人善管义务、注意义务的裁量判定。

38.【交接中的勤勉义务】

董事高管人员应以公司最佳利益为准，其是公司经营管理事务的直接责任人，即使董事高管人员处于职位交替阶段，也应相互处理好交接事宜，勤勉维护好公司利益。就新任董事高管人员而言，其在被任命之时即负有勤勉职责，应积极与原任进行接洽并主动提请和办理交接事宜，故新任董事高管人员负有实现交接行为的积极义务；就原任而言，其在离职时也应维护好原职务中的公司利益，这是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合理延伸，其应中止积极的经营决策行为，转而以保全现有利益为主要职责，同时协助新任处理善后事宜，负有配合交接、说明及照顾等被动义务。

人民法院可以依据上述交接义务，在因新旧董事高管人员交接不当而造成公司利益受损的纠纷中，妥善认定各方的义务与责任份额。

39.【因果关系规则】

判断职务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原则上可不采纳一般侵权责任中的“相当因果关系”规则，而应主要采“事实因果”或“条件因果”规则，即决策行为与公司利益损失具有事实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即可，而无须具备“相当性”所要求的通常性或高度盖然性。

40.【利益损失的已然性】

承担违反勤勉义务责任的前提是公司已实际遭受利益损失，这不仅指物权、知识产权等公司固有利益遭受实际损失，也包括债权性利益达到已遭受损失的程度。

债权性利益属于金钱给付或可转化为金钱给付的债权，金钱之债的债务人暂遇经济困难而无资力给付的，仅导致履行迟延，并无给付不能。只有当债务人确定无可供执行财产或遗产之后，或在确定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或确定重整清偿率之后，未完全受偿的金钱本息债权才具备“已然性”，就此方能认定相关董事高管的职务行为已导致了公司利益损失，进而明确损失具体数额。

八、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

41.【构成要件】

在适用《公司法》第20条第3款时应当注意检验案件是否符合以下四个要件：

（1）主体要件。原告应当是公司的债权人，而不应是股东自己对公司主张法人人格否认；被告应当是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的股东；而不应是其他无辜股东。

（2）主观要件。实施相关滥用行为的股东应当是故意为之，其目的是逃避债务，主观上有明显过错；如果股东主观上没有过错，或者过错不明显，属于过失，未达到“滥用”的程度，就没有必要否定公司人格。

（3）结果要件。作为原告的债权人受到的损害必须达到“严重”程度，即不仅公司对原告的债权丧失清偿能力，且其他法律依据也无法保护债权人利益；例如，虽然控股股东存在相关滥用行为，但如果公司名下资产较为充足，也不宜由债权人直接诉请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又如，有证据明确显示控股股东从公司无偿拿走3000万，没有做账，应直接诉请追回即可，只有是控股股东与公司财产完全混同，根本无法算清其从公司无偿抽走的具体数额的，才可能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4）因果关系要件。虽然债权人受到“严重”损害，如果不是股东“滥用”行为造成的，而是其他原因，如市场变化、交易风险、公司经营管理不善等，那么就不应突破公司的法人独立人格。

42.【法人人格否认的既判力范围】

公司人格否认只是在具体案件中依据特定的法律事实、法律关系，突破股东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责任的一般规则，例外地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人民法院在个案中否认公司人格的判决的既判力仅约束该诉讼的各方当事人，不当然适用于涉及该公司的其他诉讼，不影响公司独立法人资格的存续。

但如果其他债权人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43.【公司人格否认之诉与破产程序的衔接】

债权人提起公司人格否认之诉以后，该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审理公司人格否认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该公司破产宣告后，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第44条判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但是，债权人一审中变更其诉讼请求为追收的相关财产归入该公司财产的除外。

该公司破产宣告前，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依据《企业破产法》第12条或者第108条的规定裁定驳回破产申请或者终结破产程序的，审理该公司人格否认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恢复审理。（《企业破产法解释二》第21条）

九、对赌协议的效力审查

44.【对赌协议的基本认识】

含有“对赌”模式的股权投资交易，其基础法律关系仍为股权转让合同，不宜将对赌协议作为单独的法律关系处理。

一般股权转让交易中，股价与股权份额互为对价；但在含有对赌交易模式时，股价所对应的合同对价在订立合同之时暂不确定，该对价可能既包含出让特定股权份额，还可能包含金钱补偿或溢价回购等内容，这需在约定条件成就时方能最终确定。

对赌条件作为“或有债务”而存在，属于交易对价的组成部分，属于股份出让方（对赌承诺方）的主合同义务的一部分。

45.【回购条款的性质】

股权转让交易中采用对赌协议模式的，其设置回购条款通常旨在抽回投资，即收回“借款”或“融资款”，人民法院应当对此进行公司资本制层面的审查，即回购是否遵守法定减资程序，以保证抽回出资或收回“融资款”背后的各方利益得到公平保护。

但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其股份，同时诉请目标公司履行减资程序的，基于公司减资程序属于公司自治事项，司法不予介入，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6.【名为对赌实为借贷的认定】

若对赌目标在客观上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达成，则实质上消除了所附条件的“不确定性”，其约定的违约责任就成为必然发生的结果，该部分收益即为投资方获得的固定收益，该内容已不再符合“对赌”的性质，对此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个案情况认定为借贷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