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审理公司案件的裁判思路与规则（一）

一、公司资本制的效力

1.【公司资本制原则及其地位】

公司资本制是公司制度的基石。公司资本制原则包括：资本确定（充实）原则、资本维持原则、资本不变原则。理论上统称为“资本三原则”，其并不旨在保证注册资本等同于公司实际资产或公司清偿能力，其更强调的是规范出资人缴付出资、规范公司法人运营或调整自身资产，使公司具备和彰显独立财产、独立利益以及独立人格，以使得债权人能够与一个足够独立的民事主体进行交易。

“资本三原则”重点关注“出资”的两类动态过程：一是出资人将特定财产转入公司名下的“权利移转过程”；二是公司名下的资本随着公司经营而产生的“资产变化过程”。前者主要涉及“股东出资纠纷”与“公司增资纠纷”案由，具体包含虚假出资、出资不足、逾期出资、抽逃出资等情形；后者主要涉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公司减资纠纷”等案由。

2.【股东退股中的资本维持】

股东退股涉及撤回出资，进而牵涉公司资本的减少，故基于对债权人利益保护，公司资本制对股东退股予以一定限制：

（1）股东通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其退股、或通过主张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退股的（《公司法》第74条），须通过法定减资程序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公司法》第177条）；

（2）股东通过公司解散退股的，须通过法定清算程序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公司法》第183条）；

（3）股东通过全部出让股权的方式退出公司，不涉及公司资本减少，无须受限于公司资本管制，但出让股东未全面出资就转让股权的，仍负担补足出资义务（《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

3.【股权转让中的资本维持】

股权转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股权出让方与股权受让方，目标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目标公司不应承担股权受让方的股款支付义务。合同当事人约定由目标公司履行支付义务的，或约定目标公司为股权受让方的股款支付义务承担保证责任或提供担保的，可能使目标公司资产直接受到减损，成为一种变相抽逃出资的行为，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最终将损害目标公司独立财产与债权人利益，故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个案情况认定该类约定为无效。

但如果该目标公司参照公司法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规定（《公司法》第16条）履行了相应程序，且没有明显损害目标公司债权人利益情形的，则不应认定为无效。

4.【公司受损与股东受损的区辨】

公司外部第三人损害公司利益造成资产贬损进而致使公司股东所持有的股权在客观上价值遭受贬损的，该股东无权直接起诉要求侵害一方赔偿损失。公司作为独立法人，股东并不能对公司的财产直接享有自由支配权，法律上也不允许财产混同，故公司本身遭受不法损害并不等于股东同时也遭受不法损害，股东就此不直接享有独立诉权，但股东以派生诉讼起诉的除外。

公司内部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公司法》第152条），或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公司法》第20条），受损股东据此享有独立诉权。

5.【追索抽逃出资的请求权基础的区别】

《公司法解释三》第12条规定公司、股东均可起诉相关股东的抽逃出资行为，但公司诉请与股东诉请这两者所依据的法律关系与请求权基础并不一样：对于公司诉请，股东完成缴纳的出资属于公司的法人独立财产，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公司独立财产的侵犯，故公司的请求权基础本质上属于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对于股东诉请，股东之间基于共同设立公司的共同法律行为，相互间形成持续的出资法律关系，故股东之间有权互相督促并请求履行出资义务。因此，前一法律关系中，原告主体应当为公司；后一法律关系中，原告主体应当为公司股东。

当公司与股东同时起诉时，人民法院应注意释明并固定当事人地位与诉请。如果两者仅诉请追回已被抽逃的出资并返还公司的，可以由公司与股东作为共同原告合并审理；如果股东还另诉请相关违约责任的或公司还另诉请对于因抽逃出资造成的相关损失予以赔偿的，则人民法院应当注意向当事人释明并由其择一诉请。

公司与股东共同诉请特定股东出资不实、出资不足、虚假出资或逾期出资的（《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同样应当注意请求权基础的区别，处理方式参照本条第二款。

二、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

6.【分层次效力】

公司章程体现了较强的合同属性，但承认公司章程的合同属性，并不意味着将其完全等同于一般民事合同，两者仍有区别。公司章程本质上具有三个不同层次的法律效力，一是合同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二是侵权责任意义上的请求权基础，三是司法不应直接介入的自治范围。

本部分的内容（第7条至第10条）可以不限于对公司章程文本的理解，而是扩展理解整个公司治理结构中各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权利义务内容。

7.【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合同效力：双务合同关系】

公司章程的双务合同法律效力体现在：

（1）请求给付之效力。一方面，公司有权诉请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具体包括：

①请求股东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以货币出资的，请求足额存入公司的银行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请求依法办理财产权移转手续；以房屋、土地使用权或知识产权等财产出资的，请求实际交付；已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变更手续的，请求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公司法》第28条、《公司法解释三》第10条）。

②以非货币出资高估作价的，或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划拨土地使用权、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不具有合法性、可转让性和可评估性的对象作价出资的，或以其他公司股权出资但又不符合法定作价出资条件的，或公司成立后股东抽逃出资或抽回股本的，均属于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有权请求其补足或返还出资本息（《公司法》第27条、第35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14条、《公司法解释三》第8、9条、第11、12条、第14条）。

③即使股东转让了股权，只要其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仍有权请求其继续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另一方面，股东有权诉请公司满足其股东权利的实现。具体包括：红利分配请求权（《公司法》第34条、第166条）；新股优先认购权（《公司法》第34条）；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公司法》第186条第2款）；异议回购请求权（《公司法》第74条）；优先购买权（《公司法》第71、72条）；请求确认股东资格、请求签发出资证明书并记载于股东名册、请求变更公司登记（《公司法》第31、32条、第73条、《公司法解释三》第22、23条）；等等。

（2）对待给付之效力。具体体现为三种牵连关系：

①成立上的牵连关系，即一方的债务因无效或被撤销而归于消灭时，对方的债务亦因而消灭，由此涉及根本违约与解除合同的问题。具体体现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催告及合理期间后，公司可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公司法解释三》第17条）；股份有限公司的认股人未按期缴纳所认股份的股款，经催缴及合理期间后，公司发起人可以对该股份另行募集（《公司法解释三》第6条）；如果股东无法获得出资对价即股东资格或股东权利的，股东有请求返还出资的权利，依据《公司法》第89条，公司未能完成募集设立的，认股人有权请求返还所缴股款本息。

②履行上的牵连关系，即一方履行的欠缺或瑕疵将减损该方请求对方履行的权利，由此涉及同时履行与先后履行抗辩权。具体体现为：股东在充实其认缴出资之前其股权将受到一定限制，例如，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与新股优先认购权是按照其“实缴”而非“认缴”的出资比例享有权利（《公司法》第34条）；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有权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公司法解释三》第16条）；股东出资应当完成实际交付，未实际交付的可能无法享有相应股东权利，但完成实际交付但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仍可以享有相应股东权利（《公司法解释三》第10条）。

③存续上的牵连关系，即一方的给付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而减损或灭失后，另一方的给付义务是否受影响，由此涉及风险负担的问题。双务合同的风险负担规则原则上采“交付主义”（《民法典》第604条）。股东出资应当移转所有权并实际交付，只要股东完成了交付出资的义务，风险即转移给公司，即使交付公司的财产发生减损或灭失，股东也有权要求公司认可其股东资格并给付相应的股东权利。

（3）固有权利之效力。公司章程的自治边界在于至少要保持出资法律关系的对价属性或双务属性。公司章程不应排除股东固有权利，公司为股东提供的股权应当保有最基本的财产属性，具体体现在：股权的转让权能不得排除；股东知情权不得排除。

8.【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合同效力：共同法律行为】

就公司章程中的股东出资义务（包括出资数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而言，涉及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共同法律行为，这一内容实质上来源于发起人之间的发起协议或出资协议，反映了发起人之间的共同合意。这种共同法律行为的效力体现为：

（1）发起人是指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公司法解释三》第1条）。

（2）发起人股东之间就出资义务互负连带保证责任，该出资包括货币以及非货币财产形式，但非发起人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负连带保证责任（《公司法》第30条、《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

（3）发起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构成对发起协议的违约，已按期缴足出资的发起人有权请求其继续履行出资义务并依据发起协议或章程承担违约责任（《公司法》第28条、《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

（4）通过公司增资或股权转让成为新股东的，也可视为对发起协议或出资协议的加入，但后入股东却无须与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

（5）发起人之间对公司设立过程中所产生的债务、费用及损害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对返还认股人已缴股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第94条、《公司法解释三》第2条至第5条）。

（6）对于股东之间在章程中约定的营业期限或其他公司解散事由，任何股东均可诉请人民法院对公司予以强制清算（《公司法》第183条、《公司法解释二》第7条）。

9.【侵权责任意义上的请求权基础】

除合同属性之外，公司章程包含的侵权责任请求权基础主要涉及：

（1）就公司章程中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职权或职责而言，涉及公司与董监高人员、股东与董监高人员之间的关系，这一内容来源于董监高人员的受信义务，即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公司法》第148、149条），当他们在履职时违反受信义务损害公司利益或损害股东利益的，公司或股东对他们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2）就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不得侵害公司利益的规定，涉及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造成公司损失后，公司对股东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该救济权利源于法人的独立财产权，本质上属于财产权侵权法律关系（《公司法》第20条）。

（3）就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不得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规定，涉及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造成其他股东损失后，受损股东对滥用权利的股东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该救济权利以竞合的方式来源于股权的财产权属性以及股东之间基于共同出资所形成的合同关系（《公司法》第20条）。

10.【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的界限】

公司章程可分为两类章程记载事项：一类是明确含有请求权基础的例如股东出资义务、股东个人权利及其实现规则、董监高人员职权与职责等内容；另一类是关于公司内部治理的机构规则、程序规则、运行规则或其他公司情况说明。就后者而言，原则上无需司法介入，不得直接诉请人民法院予以执行；而仅提供事后司法救济，即对于内容上或程序上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股东有权在法定期限内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或确认不成立。

三、公司治理的相关规则

11.【股东会决议与司法介入的界限】

股东会对于公司经营管理事项作出的决议，原则上不得由股东或公司直接诉请人民法院予以确认并执行。公司股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关，其有能力实现其自身事务的计划与安排，一般无须司法介入。

例外需要介入的情形主要有：

（1）当决议涉及的相关公司财产、章证、账册、文件等被不当侵占时，公司或股东可以凭借侵权之诉要求返还与赔偿；

（2）在负有实施股东会决议职责的主体违反忠实勤勉义务且对公司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公司或股东可以诉请相关损害赔偿责任；

（3）当公司决议通过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可依据公司盈余分配纠纷诉请执行（《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4、15条、《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4条）；

（4）其他明确规定请求权基础的情形。

至于“公司决议纠纷”案由，其涉及的是公司决议是否存在无效、可撤销或不成立的情形，而并非股东或公司可以任意要求对决议内容予以司法确认的依据，人民法院要注意正确适用该案由。

12.【股东与高管身份重叠时的责任认定】

公司正式任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时也是该公司股东时，其在管理和经营公司过程中，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以《公司法》第148条、第149条规定的忠实与勤勉义务为认定其责任的标准。公司没有正式任命的股东，或任命的职务与实际职权不相符的股东，利用其实际影响力与地位，或利用其管理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等便利，在管理和经营公司过程中，给公司造成损失的，也应当以忠实与勤勉义务为认定其责任的标准。

上述规则的原理在于：公司股东权利主要分为共益权和自益权，前者主要表现为参会权、表决权、知情权、质询监督权等，后者主要表现为股利分配权、剩余财产分配权等财产性受益权，故公司股东并不当然享有直接管理和经营公司的权力和地位。股东利用其职权、便利或实际影响力与地位，在管理和经营公司过程中损害公司利益的，这并非属于滥用股东权利，该行为的发生并非基于股东身份而是基于其实际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其涉嫌的不当行为实质上属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失职行为。

上述规则区别于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股东滥用权利一般表现为：控股股东或部分股东利用股东会多数决规则通过实际上损害公司利益的股东会决议。

13.【股东知情权的性质】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行使其他权利的基础，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共益权，旨在方便股东了解公司情况，参与股东大会的表决，监督公司的运营。赋予股东知情权的立法目的并非直接满足股东个人利益需要，而是维护和促进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故股东知情权应限于一定的权利边界，即以不损害公司合法利益为前提。

14.【股东知情权与公司利益冲突时实质性竞争关系的判定方法】

股东向公司主张知情权，而公司认为股东行使该权利会损害公司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注意在双方之间分配举证责任。首先，股东应举证证明自己的股东身份及有权行使知情权。其次，公司一方在拒绝股东行使知情权时应就公司合法利益是否受损进行举证，其中一种受损情形是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公司一方应当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再次，当公司一方已初步证明双方经营业务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且公司利益可能受损时，应转由主张知情权的股东承担反证义务，就其不具有不正当目的以及行使查阅权不会损害公司利益进一步举证，以自证清白。

15.【股东协议与股权登记存在冲突的情形】

股东之间协议确定的股比与股权登记中记载的股比存在不一致的，在处理公司与股东之间或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内部纠纷时，应当以股东之间的约定为准。理由在于：股东之间关于股比调整或股比变动的约定，具有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其可以在内部生效并约束订约当事人股东；而股权登记效力属于对抗效力，主要保护外部善意的公司债权人，其不必然与股权的实际权属或实际股比完全一致。

16.【在公司解散纠纷中如何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在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这一要件时，应注意从两个维度判断：

（1）从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等机构的运行现状进行综合分析，侧重点在于股东会或董事会是否因矛盾激化而处于僵持状态，造成公司管理层无法有效开展经营管理。

（2）注意排除一种特殊情形：即使股东会或董事会发生运行困难，但执行董事或经理层等仍然能够正常作出经营管理指示，使得公司日常经营实际上也能够正常运行。公司应当同时存在公司内部机关（股东会或董事会）僵局以及日常经营完全瘫痪，方符合“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要件。

股东因与其他股东分歧而被排斥参与公司日常管理的，不必然意味着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股东的股权并不当然包含管控公司的权能，某些股东无法参与日常管理的情况属于股东之间的自治范畴，如果涉及侵害股东权利，例如参会权、表决权、知情权等，则另有法律救济制度或异议股东退出机制，但股东无权直接请求解散公司。

四、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

17.【股权转让合同与股权变动的区别】

股权变动效力不等同于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股权转让合同本身属于权利变动的原因行为，其直接效果在于约束合同交易双方如约进行交易，而不是当然地产生交易效果或实现交易目的。因此，股权合同生效时间不等同于股权变动时间，股权是否能够依约发生变动不影响转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18.【股权变动时间点的判断】

股权转让合同成立生效后，应当自公司认可新股东资格时发生股权变动效力，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的股权转让除外。其原理在于：股权主要作为一种相对性的权利、一种对人权而非对物权，须具体向公司或其他股东主张，故股权受让人要替代性地进入与公司及其他股东之间的出资法律关系之中，应当经过公司及全体股东的知晓或确认环节，受让人才能完整获得股东成员资格，才能完整行使股权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

个案中应以公司确认该次股权转让的时候为变动时间点。具体的时间点一般为公司开始变更公司股东名册、变更公司章程记载事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等变更手续；或在个案中新股东在事实上已开始行使股东权利的，也可视为公司对新股东成员资格的确认，并以此为股权变动时间点。

公司变更股东名册虽然不是发生股权变动效力唯一的时间点或形式要件，但如果股权受让人的姓名或名称已经得到了该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记载，则可以据此认定受让人已经取得了股权。

19.【股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股权变动时间点的情形】

股权转让合同一旦成立生效，即可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当事人明确约定股权变动时间点的，一般而言，该时间点既可以是支付股款或支付某期股款等合同履行行为，也可能与公司变更股东名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公司确认该次股权转让的时间相一致。如果当事人约定股权变动时间点早于公司确认该次股权转让的，则仅在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一定的权益转移效力，此时股权受让人可获得的具体效力包括：

（1）办理变更手续请求权。即向公司请求变更股东名册、签发出资证明以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权利；

（2）股权收益权。即向股权出让人请求给付该出让人在权益转移时间点之后仍从公司获取的财产性权益。

20.【股权变动的对抗效力】

工商变更登记并非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即股权发生变动不必然等到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时，工商登记真正的效力类型是针对善意第三人的对抗效力，这意味着股权受让人可以凭借工商变更登记防止原股东或公司与第三人以后再来侵害其已获权利。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一般意味着股权转让交易最终完成。

21.【外部转让时其他股东是否同意的效力影响】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的，出让股东须取得其他股东多数同意，此条件为出让股权发生变动的生效要件之一。该生效要件是股权外部转让时相较于内部转让多出的一个生效要件。

该要件是否满足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可以依法成立生效，出让股东未取得其他股东多数同意的，受让方可以依据有效的转让合同向对方主张违约责任；出让股东在完成相关股权转让变动手续之后才取得其他股东多数同意的，可以自取得同意之时始发生股权变动效力。

22.【其他股东表示同意的方式】

其他股东同意转让的意思表示，在形式上可具有多样性，除明示表达之外，还可能以共同参会、共同决议等方式，以其行为默示地表达出接纳、认可新股东的意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个案情况认定其他股东默示同意的事实。

但就公司外部关系而言，仍应遵循《公司法》第32条第3款之规定，即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23.【外部转让时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效力影响】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但该权利并非保障直接取得出让股权，该权利不具有强制缔约效力，不能直接形成与出让股东之间的转让合同关系。此时，出让股东可以选择或不选择向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出让股权；但即使不选择，也不得在同等条件下再向第三人转让股权。

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因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导致转让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股权买受人可以依据有效的转让合同向对方主张违约责任。

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事实，并非股权发生变动的生效要件，而应将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视为股权变动效力的法定附解除条件：当其他股东向出让股东发出优先购买要约且得到后者承诺时，股权未向第三人变动时，应优先向该股东发生变动；股权已向第三人变动的，该变动效力被解除。选择该效力类型的理由为，在《公司法解释四》第21条的情形下，可能会出现一个“真空期”：当出让股东没有明确通知其他股东或其以欺诈等方式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时，善意第三人作为受让人可能在订立股权转让合同后较快地参与并融入了公司治理，一方面该第三人的“新股东”身份随时可能因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消失，另一方面其可能已开始行使了参会、表决等共益权以及分配股利等自益权，若不处理好这段时间内的股东资格问题，则会出现相关股东权益无处归属或决议效力未决的“真空期”。因此，把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效力解释为股权变动的附解除条件，并承认这段时间内股权向善意第三人变动的有效性，则可以较好地解决“真空期”问题。